引言

剩余价值理论作为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的核心范畴和两大基石之一，深刻阐释了资本的运行逻辑，具有穿越历史的洞察力和解释力。长期以来，学界对剩余价值理论的解读大都基于“剥削视角”，即在生产和管理技术进步条件下资本家榨取劳动者剩余价值的方式及其演进。然而，马克思在剩余价值理论中对技术批判的深入思索较少得到讨论^[1~2]。

马克思在《资本论》中从两方面讨论了技术对劳动者乃至工人阶级的影响。一方面，就技术在生产活动中的地位而言，资本家引进技术提升资本有机构成，实现了剩余价值率的增加，“技术”作为分工–协作系统的延续，无形中促成了劳动者与技术关系的“倒置”，即生产过程的技术主导；另一方面，劳动者的社会经济地位由独立个体，被异化为生产过程的 “器官”，技术不仅没有成为劳动者实现自我价值的条件，反而在资本支配下成为异化劳动的助推器。对此，马克思指出：“随着劳动过程本身的协作性质的发展，生产劳动和它的承担者即生产工人的概念也就必然扩大。为了从事生产劳动，现在不一定要亲自动手；只要成为总体工人的一个器官，完成他所属的某一种职能就够了。”^[3]本文将剩余价值理论的这一层面称之为马克思剩余价值论的“技术路径”。

自20世纪初至今，在西方资本主义经济制度逐渐发展成熟，现代化生产主导经济发展的背景下，凡勃伦、吕埃尔和温纳等学者相继提出了技术决定论和技术自主性等“现代”技术观，认为技术本身是一个具有自主性的有机体系：“现代技术已经构成了人类生存生活的整体环境背景，这是不以任何个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4]诚然，当今技术与生产过程密切结合，不断变革着生产方式，或许从某种角度可以说人类的现代文明是技术进步的产物。但是把技术置于人之上的观点无疑是偏颇的，技术终要追随人的需求而发展，为人的发展需要服务，因而无法成为一个完全独立的自主系统。技术决定论的观点囿于技术进步现象本身的复杂性，错误地把技术系统演化现象的自组织性“反客为主”，将技术看作独立于人之上的社会发展的独立变量，也与马克思剩余价值理论所贯彻的历史唯物主义相违背。

因此，本文提出应当回到马克思对人与技术关系的本质看法，即技术进步是劳动的延伸而非替代。基于剩余价值理论重新解构马克思的劳动者与技术辩证思想，从理论上可以加深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剥削本质的理解，也能帮助我们更好地把握技术创新所引领的现代文明发展的本质脉络。从实践角度讲，澄清马克思的劳动者与技术辩证关系思想，才能以剩余价值理论为基础，历史和逻辑相统一地理解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经济的本质规律，为建立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提供参考和借鉴，推动中国经济高质量、包容性发展。

一、  剩余价值理论中的“技术路径”

首先，有必要阐释前文提出的“技术路径”，即回顾马克思在相对剩余价值理论中讨论的劳动者与技术关系的主要内容。在《资本论》第一卷中，马克思系统地考察了剩余价值理论的各个方面，阐述了剩余价值的表现形式，技术基础及其对劳动者的异化影响。第四篇中，马克思从生产过程层面着手进一步讨论了相对剩余价值理论。相对剩余价值产生和发展经历三个阶段，分别是协作，以协作为基础的分工和大机器工厂生产。资本家追逐剩余价值的动机与受工作日时长限制的劳动生产之间存在天然矛盾，资本家通过引进技术获取相对剩余价值，马克思在对这一过程的分析中引出了劳动者与技术关系及其演变过程。

（一）  相对剩余价值生产发展三阶段的实质是劳动者与技术关系的辩证发展

相对剩余价值即“缩短必要劳动时间，相应的改变工作日的两个组成部分的量的比例而产生的剩余价值”^[3]。其主要获取途径是提高产业部门的劳动生产力。其产生过程是，先由个别资本家通过改进生产获得超额剩余价值，然而再通过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的缩短带来相对剩余价值。相对剩余价值的产生源于绝对剩余价值——即直接增加工作日长度——已经在工人的生理上和社会伦理上被压榨到了极限。马克思论述道：“既然资本无限度地追逐自行增殖，必然使工作日延长到违反自然的程度，从而缩短工人的寿命，缩短他们的劳动力发挥作用的时间，因此，已经消费掉的劳动力就必须更加迅速地补偿，这样，在劳动力的再生产上就要花更多的费用。正像一台机器磨损得越快，每天要再生产的那一部分机器价值也就越大。因此，资本为了自身的利益，看来也需要规定一种正常工作日。”^[3]因此，资本转向提高生产的技术条件和社会条件的方式来提高劳动生产力，从而既缩短了劳动力再生产的必要时间，又缩短了生产一定剩余价值所需的工作日时间。

马克思历史与逻辑统一的考察了相对剩余价值产生的三个阶段，即简单协作，以分工为基础的协作以及机器化工业生产。它们在历史过程中递进，贯穿整个资本主义生产发展的演进历程，在逻辑上贯彻系统论整体思维。三个阶段可以归纳为生产过程中分工—协作系统不断深化，其实质是技术与劳动关系的动态辩证发展。

（二）  协作生产阶段：劳动者在资本条件下与技术结合

马克思从最简单的形式着笔讨论协作生产。简单协作指的是：“较多工人在同一时间、同一空间，为了生产同种商品，在同一资本家的指挥下工作。”^[3]它既是相对剩余价值生产的基本形式，也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历史起点。协作首先是量上的简单叠加，具有形成社会平均劳动生产率的功能。“只有当他作为资本家进行生产，同时使用许多工人，从而一开始就推动社会平均劳动的时候，价值增殖规律才会完全实现。”^[3]协作本身带来生产资料的节约，使商品便宜；间接使劳动力价值下降，资本有机构成上升。进一步，协作不仅提高个人生产力，比如“在大多数生产劳动中，单是社会接触就会引起竞争心和特有的精力振奋，从而提高每个人的个人工作效率”^[3]，还带来集体力。集体力类似斯密论述的“制针工厂”例子，即分工对劳动效率的提升效应^[5]。协作可以扩大劳动的空间范围，使组织大规模劳动成为可能；又可以节省既定规模劳动的所需空间，提升劳动生产的组织效率。

随着参与协作的雇佣工人数量不断增加，资本的指挥成为协作劳动进行的必要条件。工人作为劳动力的出卖者和资本家进行交易时，是自己劳动力的所有者，他只能出卖他所占有的东西，即个人的、单独的劳动力。在资本的指挥下，劳动力开始与各种生产工具结合，生产工具的形式和复杂程度随着资本渗透的深化和广化而逐步多样化和复杂化。就相对剩余价值生产的协作阶段而言，劳动工具的普遍使用标志着劳动者与技术的初步结合。

需要注意的是，在此阶段资本的指挥并不影响劳动者居于对技术的主导地位。马克思认为，相对剩余价值通过技术与劳动者的结合得以实现，资本起的是一种条件作用，没有从根本上影响劳动者主导生产技术应用和发展的事实。“只要把工人置于一定的条件下，劳动的社会生产力就无须支付报酬而发挥出来，而资本正是把工人置于这样的条件之下的。”^[3]也即是说协作带来的个人、集体生产力提升可以归结为社会生产力提高，资本只是提高社会生产力的必要条件而非充分条件。由此可以推知，资本作为技术发挥作用的必要非充分条件，必须且应当只能存在于一定的历史时期。因此，在这一阶段劳动者是工具的使用者，也是技术的主导者。劳动者可以凭借其熟练和才能改进或替代生产工具和技术，而技术的专业化也仅是为协作生产的进行服务。

（三）  以协作为基础的分工：技术开始对劳动者的异化过程

获得相对剩余价值的第二种方法是以协作为基础的分工。“不同种的独立手工业的工人在同一个资本家的指挥下联合在一个工场里，产品必须经过这些工人之手才能最后制成。”^[3]这种由工序拆分带来的分工及其深化会使工人的劳动“取得了一种最适合于狭隘活动范围的形式”。马克思一方面同意斯密在《国富论》中提到的省去工种转换时间，减少非生产性损耗，提高劳动工具的专用性和完善程度以及工人熟练度等好处；另一方面，马克思清醒地指出，对劳动者而言，生产职能的不断划分和孤立最终会形成流水线式的机械操作，认为分工的最终结果就是形成“一个以人为器官的生产机构”^[3]，这无疑是对劳动者的异化，使其沦为一个纯粹的生产零件，丧失了与资本家的议价权。

马克思认为分工是以协作为基础的劳动异化，劳动力由个体通过协作参与劳动转变为生产过程的“零件”。马克思从工场手工业的起源和技术条件复杂化出发，历史性地考察了劳动者与技术关系的演变。技术发展开始于一系列自然分工过程，但是随着技术水平的上升，工人和机器的地位开始发生转化，劳动专业化把工人异化为生产的一个器官，不再具有独立地位。

（四）  大机器化生产：工人阶级变为工厂生产制度的“死机构”

马克思在第十三章中花了大量的篇幅来描述工厂制度的运行，指出： “在工场手工业和手工业中，是工人利用工具，在工厂中，是工人服侍机器。在前一种场合，劳动资料的运动从工人出发，在后一种场合，则是工人跟随劳动资料的运动。在工场手工业中，工人是一个活机构的肢体。在工厂中，死机构独立于工人而存在，工人被当作活的附属物并入死机构。”^[3]从手工业转向工厂生产，不仅是生产规模的扩大和技术运用愈加复杂化，更重要的是，在工厂制度下，生产效率的驱动力不再是工人的熟练程度、经验水平或创造力，而是以科学为主导的技术实践和管理方式转变。马克思认为，虽然大机器工厂制度是最适合生产相对剩余价值的组织方式，但这同时意味着工人被机器挤出，大量的产业后备军无法进入生产过程。马克思充满同情而深刻地指出：“由此产生了近代工业史上一种值得注意的现象，即机器消灭了工作日的一切道德界限和自然界限。由此产生了一种经济上的反常现象，即缩短劳动时间的最有力的手段，竟成为把工人及其家属的全部生活时间变成受资本支配的增殖资本价值的劳动时间的最可靠的手段。”^[3]

二、  在剩余价值理论中理解劳动者与技术辩证关系

（一）  马克思的技术批判辩证观

要分析马克思技术批判中蕴含的人本思想，首先要澄清马克思的技术观。马克思曾说道，“手工磨产生的是封建主为首的社会，蒸汽磨产生的是工业资本家为首的社会”^[6]。以温纳为代表的一批国内外学者据此认为马克思持有技术决定论的观点：“卡尔•马克思关于劳动、制造和机器的著作，包含着可以发展出自主的主题的章节，或者用马克思喜欢的表述：异化的技术。”^[7]以法兰克福学派为代表的西方马克思主义者看法则不同。卢卡奇强调虽然技术对人的物化会随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发展而愈加严重，以至于劳动者作为个体的特性被逐渐消失，但马克思与技术决定论的观点具有本质不同，工人阶级的物化扭曲只是一定历史阶段的产物，不是社会发展的充分条件和决定性因素^[8]。国内不少学者也持这一观点。陈昌曙等认为马克思持辩证观点，技术改变生产方式，经济关系决定技术的应用^[9]。牟焕森将马克思的技术观总结为社会制约下的技术决定论^[10]。肖峰从马克思的辩证唯物主义出发，提出马克思主张的是技术与社会具有双向作用的互动论观点，称之为技术的社会形成论^[11]。

首先要明确马克思如何看待技术。从生产力—生产关系结构来看，技术是作为生产力中渗透性要素的存在。因此，马克思以辩证唯物主义为基础的技术定义包括精神因素和物质因素，是实践者对实践对象力量的具象化^[12]。从马克思历史分析层面来说，技术来自劳动过程中劳动手段的不断演化，马克思所说的“劳动手段”则包括“劳动工具”和社会分工两层内容^[13]。因此，马克思的技术观是包括劳动工具、生产技术和生产制度在内的广义技术观。

其次，弄清马克思考虑技术问题的视角。在相对剩余价值理论中，马克思清楚地指出技术是资本家的一种剥削手段：“矛盾和对抗不是从机器本身产生的，而是从机器的资本主义应用产生的。”^[3]因此，马克思的技术思想并不是批判技术本身对劳动者的异化，而是批判引导技术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通过将劳动者转化为生产过程的附属，剥夺劳动者自主控制劳动对象，改造自然的能力。

最后，马克思研究技术问题的根本目的。马克思对劳动者与技术关系的关注绝非流于表面，也并非将技术作为社会发展的主导因素。在阐述相对剩余价值的产生、发展及其本质的过程中，马克思以技术为切入点考察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揭示其运动规律，其终极关怀是劳动者的境遇问题，是为广大劳动者的解放和自由发展指明方向。

因此，马克思绝非技术决定论或技术自主论者，而是自始至终强调技术发展对人的影响。尤其是在剩余价值生产过程中，技术作为资本家榨取相对剩余价值的工具，代表着资本主义生产对劳动者的异化。马克思通过阐释劳动者与技术关系在相对剩余价值产生过程中的辩证互动发展过程，揭示了技术对劳动者的异化。研究技术不是马克思的宗旨，技术背后劳动者的命运才是马克思的终极关怀。

（二）  劳动者与技术关系辩证发展的根本动力是生产力进步

基于以上讨论可以知道，马克思劳动者与技术关系思想的内核体现在他对二者辩证关系发展过程的阐发。具体而言，在相对剩余价值理论中，劳动者与技术关系具有的辩证特征集中体现在马克思对剩余价值的根本来源和技术的作用条件的看法上。

一方面，马克思反复强调，虽然资本家获取的相对剩余价值看似来源于技术引进，但实际上它们的本质都是劳动生产力提升的结果。“随着大工业的发展，现实财富的创造较少地取决于劳动时间和已耗费的劳动量，较多地取决于在劳动时间内所运用的动因的力量，而这种动因自身—它们的巨大效率—又和生产它们所花费的直接劳动时间不成比例，相反地却取决于一般的科学水平和技术进步，或者说取决于科学在生产上的应用。”^[14]马克思从历史唯物主义角度看待此问题，不管是生产技术的进步还是管理方式的进步，本质上都是某种生产关系形式下的生产力提升。

另一方面，劳动者与技术的辩证关系体现在马克思对技术引入的条件问题，即技术条件的看法上。资本家绝非一味地采用新技术和新机器，而是只有在机器能更廉价地替代劳动力时才会发生。“美国人发明了碎石机。英国人不采用这种机器，因为从事这种劳动的‘不幸者’的劳动只有很小一部分是有报酬的，所以对于资本家来说，机器反而会使生产变贵。”^[3]马克思在讨论生产技术的作用条件问题时，将辩证唯物主义一以贯之，技术的采取与否根本上取决于是否能获得更多的剩余价值。所以，在马克思看来，资本作为技术的作用条件，其本身也是辨证性的。在马克思所处的时代，相对剩余价值生产处于资本相对不足的阶段，因而技术的发挥更加依赖资本条件。而当代的生产要素结构已经出现了深刻的本质性变化，资本已经不再是技术发展的首要限制因素，后文将进一步讨论，循着唯物辩证法的足迹，劳动者的创造性和满足社会需要的能力越来越决定了技术发展的集约边界。

综上所述，马克思分别基于历史顺序和逻辑关系理清了相对剩余价值是如何经由协作、分工和机器生产三阶段产生的，深刻地揭示了在资本主义生产条件下，技术如何一步步发挥对劳动者的异化作用。但是，马克思同时极富洞见地指出，技术并不只是资本家手中的剥削工具。作为一种超越了自然力的工具，也作为凝结劳动者智慧和价值的结晶，技术也会为劳动者的解放提供条件。

（三）  马克思的劳动者与技术辩证思想蕴含着否定之否定原理

通过对马克思相对剩余价值论中“技术路径”的梳理，可能会得出这一结论，即工人被技术异化是一个不可逆转的，逐步加深的过程。现代社会的现实也显示，技术冲击不断推动生产力变革，似乎技术创新已经占据了先进生产力前沿。劳动者不仅处于被“低端化”的边缘，甚至有被污名化的危险。尤其是技能水平较低，处于产业链中低端的劳动者更容易受到技术与资本的挤出效应^[15]。

然而事实并非如此。马克思发现的剩余价值规律自始至终贯彻着辩证法原理，劳动者与技术关系概莫能外。其中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劳动者与技术关系的辩证互动发展遵循着否定之否定原理。通过马克思的理论，可以推出劳动者与技术的关系将经历一个新的否定之否定过程。工厂制度并不意味着工人的死刑，随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自我终结，劳动者与技术的关系将迎来又一轮否定之否定，对技术异化的扬弃从本质而言就是对以私有财产为代表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扬弃^[16]。马克思高度概括了这一过程：“自我异化的扬弃同自我异化走的是一条道路。”^[17]劳动者与技术关系的辩证发展会推动生产力发展和生产关系的变革，推动实现劳动者的解放和人的自由全面发展。

首先，相对剩余价值理论所展示的是，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劳动者与技术的关系根本上由追逐剩余价值最大化的资本逻辑所主导。而马克思主义剩余价值学说最具启示性的一点在于预言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必将自我终结，而技术异化导致劳动者的主体性被消灭是一个重要的传导路径。在这个过程完成后，新的生产方式将使资本不再成为劳动的作用条件，劳动者与技术的辩证关系将迎来否定之后的又一轮否定。马克思描述了第二轮否定过程的开始：“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这里陷入了新的矛盾。它的历史使命是无所顾虑地按照几何级数推动人类劳动的生产率的发展。如果它像这里所说的那样，阻碍生产率的发展，它就背叛了这个使命。”^[18]从新古典增长理论的视角来说，就体现为资本深化的停滞，包括要素边际报酬下降和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逐渐停止^[19]。在这一过程中，资本积累活动推动着技术的引进、扩散和创新，同时使得阶级矛盾日益激化，导致经济危机的积累和爆发。

其后果就是劳动者与技术关系的逆转。一方面，大规模生产使得资本品相对价格极为廉价，而人的“相对价值”再次得到凸显，物质的丰富既在消费侧也在供给侧扩大了人的选择范围，人的自由意志和创造性得到充分发挥；另一方面，生产不再需要资本作为条件来引进技术，而是劳动者有充分的自主权选择技术，人重新回到生产的主导地位。马克思谈到这一点：“机器体系不再是资本时，它也不会失去自己的使用价值。决不能从机器体系是固定资本的使用价值的最适当形式这一点得出结论说，从属于资本的社会关系这样一种情况，是采用机器体系的最适当和最完善的社会生产关系。”^[14]

否定之否定意味着新的生产方式会反过来改变生产力的内涵。例如，熊彼特提出企业家才能以及管理能力在新古典经济学中早已被视为一种要素加入生产函数，而马克思完全可以被追溯为这一思想的源泉^[20]。新生产方式下的生产力内涵完全可以包容劳动者的创造力这样一种生产要素。党的十八大以来实施以“大众创业、万众创新”为指导的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正是这一轮否定的突出表现，即充分发挥劳动者的创造力和主观能动性。马克思指出：“如果说固定资本能够‘创造’剩余价值，不过是由于固定资本通过提高劳动的生产力，使劳动能在较短的时间内生产出更大量的维持活劳动能力所必需的产品，从而提高剩余劳动对必要劳动的比例。”^[14]这点明了一个颠簸不破的真理，技术本身并不会创造新价值，创造新价值的唯有“活”劳动，不论其价值是否以相对剩余价值形式体现出来。

三、  以人为本推动实现包容性发展

通过以上分析可知，马克思从相对剩余价值理论视角阐发的劳动者与技术辩证关系贯彻着以人为本的思想内核，他从根本上相信人类的创造性和自主性才是技术进步的源泉，而非相反，劳动者绝不会始终囿于技术的附庸地位。因此，在当代中国，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实现包容性增长，必须从马克思的劳动者与技术关系思想中汲取能量。

（一）  重塑劳动者主导地位，科学推动劳动者与技术关系辩证发展

马克思认为在资本主义生产中，相对剩余价值生产环节是生产力提升的必经之路。资本有机构成上升、劳动力价值下降的表现形式掩盖了工人阶级的生产力和能动性在长期历史过程中不断提升的重要事实。这绝不意味着在生产组织模式高度机器化以至智能化的时代，劳动者在生产过程中不再重要，相反，劳动者的创造性和主观能动性是推进人与技术关系否定之否定发展过程的必要因素。技术的普及化会使其相对价格下降，这不仅给劳动者提供了更多的自由发展空间，也给整个社会更多的创新空间和试错冗余。马克思对此有着极具洞察力和浪漫情怀的预言：“个性得到自由发展，因此，（资本家）并不是为了获得剩余劳动而缩减必要劳动时间，而是直接把社会必要劳动缩减到最低限度，那时，与此相适应，由于给所有的人腾出了时间和创造了手段，个人会在艺术、科学等等方面得到发展。”^[14]劳动者重新主导生产，且能够自由选择最能发挥自身比较优势和创造力的方式来进行：“联合起来的生产者，将合理地调节他们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把它置于他们的共同控制之下，而不让它作为盲目的力量来统治自己；靠消耗最小的力量，在最无愧于和最适合于他们的人类本性的条件下来进行这种物质变换。”^[18]

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要继续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实现新时代中国的高质量发展，必须把解放劳动者作为发展社会生产力的第一要务，以人为本，尊重劳动者地位，充分发展劳动者的主观能动性和创新能力，保障劳动者的社会权益，以此为基础提高社会生产力，才能推动我国的社会生产方式向符合广大人民根本利益的方向发展。

（二）  尊重社会发展规律看待资本作为技术的作用条件

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剖析根植于社会运行和发展的根本规律，这也是其理论科学性的根本来源。因此，在当下的中国，秉持尊重社会运行客观规律的马克思主义优良传统，是正确对待资本要素作为技术作用条件问题的首要前提。

一方面，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阶段的劳动生产仍具有的物质资本依赖性。在一定社会发展阶段内，生产关系包含特定的组成要件，相应的社会劳动组织形式也应运而生。相对剩余价值的产生是资本条件作用于技术的必然结果，在科学技术高度发达的现代社会，这一生产方式将继续维持并扩大社会再生产的组织范围。只有资本矛盾达到自身限度，成为社会生产力的限制因素时，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才会开始走向自我终结，劳动者与技术关系也将步入另一重否定过程，这是一个量变引起质变的渐进过程。因此，现阶段应当承认剩余价值存在的客观性和规律性，最大化发挥其对社会生产力的提升作用。

另一方面，在尊重经济规律的前提下，既不盲从资本逻辑，也不把社会生产绝对地商品化、物质化，而是重视科学技术对人可能性的发展作用。中国现阶段应辩证认识生产力理论，最大限度发挥其经济发展作用^[21]，应追求生产的使用价值最大化而非资本积累最大化，把技术置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框架内，充分发挥技术的耦合效应，作为优化资源配置的手段加以利用^[22]。

（三）  以劳动者与技术关系的否定之否定实现包容性发展

十九大报告提出我国经济进入新常态的重要判断，明确指出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增速换挡、结构优化和动能转换三大路径，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进行的“三个转型”部署指明经济发展方式要转向创新驱动。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基础在于人力资本积累和创新能力建设。劳动者与技术关系的新一轮否定可以从两方面推动要素驱动转向创新驱动。一方面，劳动者主导地位带来创新能力和竞争能力的解放，可以实现劳动创新对资本创新的替代^[23]。另一方面，劳动者与技术关系的否定之否定对加强人力资本产权保护有至关重要的意义。劳动者作为创新生产的核心生产要素，其生产力的实现依赖于人力资本的产权保障，而发挥劳动者主观能动性也需要深化改革和体制机制创新^[24]。

在中国经济步入新常态，改革开放步入新阶段的关键时期，包容性增长的理念和践行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社会全方位进步具有深远意义。按照阿玛蒂亚·森提出的权利与发展的观点，劳动者社会地位降低、财富分配不均的根本原因在于发展权利受限^[25]。任保平提出包容性增长应该从条件、过程和结果三个方面共同实现^[26]。新时期劳动者与技术关系的否定之否定过程是劳动者实现自由全面发展的重要一步。在增长条件方面，意味着对劳动者发展权利的包容。就增长过程而言，包容性增长集中体现在包容性创新。劳动者主观能动性的发挥与包容性创新互为因果，其实现的前提之一是劳动者对技术的使用和创新不再依赖资本条件，从而充分发挥劳动者的才智，实现为满足广大人民群众的美好生活需要而增长。就增长结果而言，包容性增长要解决利益相融合可持续的包容性发展。劳动者与技术关系的否定之否定对解决利益兼容问题和民生问题至关重要。尊重劳动者主体地位，解决民生问题，需要以生产方式为逻辑基础的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因此，包容性增长应考虑从人与技术关系的改革和重建着手，突破新型劳资矛盾和利益兼容问题的藩篱。

四、  结语

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展示了技术是如何在资本追逐剩余价值的“理性”驱动之下，成为剥夺劳动者主体性，剥削劳动者价值的工具。但是，马克思同时指明了技术与资本的结合仅仅是一种暂时，劳动者与技术关系的辩证发展逻辑本身包含有否定之否定规律赋予的力量，终有一日技术会脱离资本掌控，成为劳动者通往实现自由和全面发展的钥匙，这正体现了马克思伟大思想的不朽价值。在建设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现伟大复兴中国梦的事业中，马克思的《资本论》将继续为我们提供宝贵的启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