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中国共产党自一九二一年成立以来，始终把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作为自己的初心使命，始终坚持共产主义理想和社会主义理想信念，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为争取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和实现国家富强、人民幸福而不懈奋斗。”^[1]中国共产党百年征程的重要逻辑线索就是领导中国发展社会主义，跨越资本主义的“卡夫丁峡谷”。这一历经百年的重要跨越，继承和实践了马克思设想的落后国家可以不经过资本主义阶段而发展社会主义的理论，也从革命、政治、经济、社会等方面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的“卡夫丁峡谷”理论和社会历史发展规律学说，具有重要的唯物史观意义，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提供了动能，也为世界历史的发展提供了中国方案。

一、  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的内涵

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理论包含狭义和广义两个层面。狭义的跨越“卡夫丁峡谷”指的是马克思给俄国女作家查苏利奇的复信中提到的俄国跨越资本主义制度的“卡夫丁峡谷”，发展社会主义的设想。“马克思先后撰写了四篇复信稿（其中第四篇为正式复信），在初稿和第三稿中多次提到俄国有可能‘不通过资本主义制度的卡夫丁峡谷’，而占有资本主义所创造的一切积极成果。”^[2]马克思对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的跨越的设想，我们称为“卡夫丁峡谷”理论。马克思复信中阐述的“卡夫丁峡谷”理论具体包含四方面的内涵。

第一，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的革命维度。首先，革命的条件。“土地公有制是俄国‘农村公社’的集体占有制的基础”^[3]830，土地的集体占有制是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重要标志，这就为俄国的社会跨越提供了生产关系条件。同时，“和控制着世界市场的西方生产同时存在，就使俄国可以不通过资本主义制度的卡夫丁峡谷，而把资本主义制度所创造的一切积极成果用到公社中来”^[3]825，为跨越资本主义制度奠定生产力基础。其次，革命的方法。“马克思关注东方落后国家，其着眼点主要在于促进西方无产阶级革命的进程。他并没有对西方无产阶级革命失去信心，而是在世界范围内寻找更加有效可行的路径去实现它”^[4]，因此，马克思意在让俄国的无产阶级革命激发世界的无产阶级革命，从而取得最后的胜利。“俄国公社不可能独自超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5]，只有以一国革命支持全世界的社会主义革命才能取得最后胜利，这显然与“一国革命论”有巨大区别。

第二，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的经济维度。从经济制度上讲，“利用机器进行大规模组织起来的、实行合作劳动的农业经营”^[3]829，这种生产资料公有制让“农村公社就会很快地变为俄国社会新生的因素，变为优于其他还处在资本主义制度奴役下的国家的因素”^[3]832，从而超越资本主义私有制。

第三，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的政治维度。“各公社选出自己的农民代表会议代替乡这一政府机关就行了，这种会议将成为维护他们利益的经济机关和行政机关。”^[3]825这一政治制度的建立有利于保障土地的公有制，从政治上巩固社会主义生产方式，保障劳动者的利益，跨越为剥削制度辩护的资本主义政治制度。

第四，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的社会维度。其一，“生产者只有在占有生产资料之后才能获得自由”^[3]818，对“卡夫丁峡谷”的跨越也带来生产者的自由，避免资本主义生产中人的不自由状态。其二，资本主义私人积累“破坏原始的经济平等和社会平等”^[3]831，因此对资本主义制度的跨越将避免人与人之间陷入资本主义的经济不平等和社会不平等。从根本来说，马克思的跨越设想是希望“免除资本主义制度带来无产阶级及其广大劳动人民的无尽屈辱和痛苦”^[6]48。

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的广义内涵是从马克思论述“卡夫丁峡谷”的理论中延伸出来的意义。它可以从俄国的跨越推论到落后国家的跨越，从而说明了落后国家不经历资本主义的发展阶段而直接进入社会主义阶段的可能性。“如何使东方落后国家能够利用它们所处的‘历史环境’去实现跨越式的发展，这才是马克思关心的最根本的问题。”^[6]51这种广义的跨越包含了狭义跨越的内涵，也允许各国根据实际情况进行调整，甚至可能因为具体情况而与马克思所提到的跨越的细节产生不一致的地方。这种广义推论也为其他国家和政党继承和发展马克思的跨越理论提供了可能。但总体来说，所谓“跨越”是规避资本主义社会形态和社会制度，跳跃到更为先进的社会主义制度，从而实现社会形态上的广义“跳跃”。中国共产党对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的继承和发展可以从广义上的意义上展开。

二、  中国共产党对“卡夫丁峡谷”理论的继承和发展

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对资本主义的跨越符合广义“卡夫丁峡谷”理论的内涵，它是中国共产党结合中国具体国情和世界发展局势而被提出和实践出来的，是一个历经了百年的波澜壮阔的过程，是对马克思跨越“卡夫丁峡谷”理论的继承和发展。它之所以是继承，是因为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实现了从落后国家不经历资本主义阶段而发展社会主义的设想，并且继承了马克思阐述的革命方法，也实现了制度和个人生存的跨越。它之所以是发展，是因为中国跨越“卡夫丁峡谷”的条件与俄国并不相同，中国共产党所采取的跨越方式与马克思恩格斯所提到的方法也有所差异。而且，中国对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的跨越，不仅仅是政治、经济制度的跨越，也包含对资本主义的社会治理跨越等更广阔的层面。下面从革命、政治、经济、社会四个层面阐述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对资本主义的百年跨越，如何继承和发展了“卡夫丁峡谷”理论。

（一）  对革命理论的继承和发展

马克思认为要跨越资本主义的“卡夫丁峡谷”，必须以革命的方式推翻旧制度，建立新制度。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继承了马克思的革命理论。但是中国革命与马克思论述的俄国式革命有所差异，这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依据中国国情对“卡夫丁峡谷”理论的革命学说的发展。

第一，对革命条件学说的继承和发展。首先，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继承和发展了“卡夫丁峡谷”理论关于既有的社会主义生产关系作为革命可能条件的学说。一方面，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继承了中国已有的社会主义因素，但是这种因素不是生产关系的因素，而是思想上的既有因素。“五四运动促进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迅速而广泛的传播，促进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工人运动的结合，这些为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准备了思想、组织和干部的基础。”^[7]15另一方面，中国共产发动革命的条件是武装了社会主义思想的人，工人和农民由于有了社会主义理想，积极参与了革命。中国共产党证明利用已有的社会主义思想和人的因素而不是既有的社会主义生产关系，也可以领导人民进行社会主义革命，跨越资本主义社会。其次，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面对的社会形态与“卡夫丁峡谷”理论中的情况区别较大，从而发展了“卡夫丁峡谷”理论对社会主义革命所依赖的既有社会形态的判断。中国共产党在建立之初和在革命的过程中，中国社会处于“外国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联合压迫”^[8]1之下，不断被官僚资本主义所压迫，中国处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深渊”^[8]1。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所面对的社会形态并不是俄国式的原始公有制社会。因此，在更复杂的社会中领导更困难的社会主义革命、跨越资本主义的发展阶段，是中国共产党对“卡夫丁峡谷”理论的重要发展。

第二，对革命过程理论的继承和发展。对马克思来说，革命的目标在于让俄国从原始农村公社跨越到社会主义社会之中，但是这个跨越包含两个重要的任务，即推翻压迫和建立社会主义制度。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社会的跨越将俄国革命的两重任务变为了两个阶段。“中国革命必须首先推翻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这两座大山，然后才能为实现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而奋斗。为此，必须制定反封建斗争相适应的纲领和策略。”^[9]292因此，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包含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两个阶段。“只有经过民主革命才能为社会主义革命做准备，才能进行社会主义革命，最后才能实现共产主义最高理想。”^[9]294当然，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革命的两个步骤也是对资本主义的跨越，因为尽管民主革命阶段要争取民族资本主义等资本主义因素，但是民族革命阶段的中国社会仍然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民主革命阶段的胜利并没有将中国带入资本主义阶段，而是为社会主义革命对资本主义的跨越做好准备。两个阶段作为一个革命的整体，既是对马克思的跨越资本主义设想的继承，也是根据中国的国情对“卡夫丁峡谷”理论的发展。

第三，对革命所依赖力量学说的继承和发展。马克思认为俄国的跨越主要是农村公社的跨越，革命主要依赖的力量是农民，因为革命是“要把自己的一切力量集中起来以保证农村公社的自由发展”^[3]832，只有农民自身能够集中力量改变自身的处境。首先，从人口比例上来说，“俄国式资本主义大工业最后波及的国家，同时又是农民人口最多的国家”^[10]4，因此革命的主体地位只能是农民。其次，从农民自身的地位来讲，以俄国为代表的东方社会的农民，“在政治上受压迫最重，经济上受剥削最深，农民中孕育着深刻的反抗精神，因而参加革命坚决，革命攻击力量异常强大”^[10]6。中国共产党一方面继承了马克思以农民为主体跨越“卡夫丁峡谷”的理论，中国革命“主要是在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及大资产阶级统治较为薄弱的农村进行的。农民问题成了中国革命最中心的问题，农民成了中国革命的主力军”^[11]427。另一方面，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革命依赖的不仅仅是农民，而是无产阶级领导的同盟军，其中“农民是工人阶级坚固的同盟军，城市小资产阶级是可靠的同盟军，民族资产阶级是在一定时期和一定程度上的同盟军”^[10]13。因此，虽然革命的主力是农民，但是领导阶级是无产阶级，而且团结了小资产阶段和民族资产阶级的力量，这就丰富和发展了“卡夫丁峡谷”理论中革命力量的学说，依据中国国情而发动不同阶级力量的人参与到跨越资本主义的革命中来。

第四，对本国革命与世界革命关系学说的继承和发展。马克思认为东方落后国家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的革命从属于全世界的社会主义革命，一国的革命必须与其他国家的社会主义联动才能取得最后胜利，尤其是落后的东方国家“需要获得西方革命成功后无产阶级的帮助”^[6]82。一方面，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革命，形成了一国革命与世界革命的联动，继承了马克思跨越理论中的“联动”思想。首先，中国革命吸收其他国家的革命经验和接受其他国家帮助，比如“中国工人阶级政党的筹建，得到了列宁领导的共产国际（即第三国际）的关心与帮助”^[7]16，“中国共产党在探索、制定适合中国国情的革命纲领时，得到了列宁和共产国际的帮助”^[9]293。其次，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革命胜利后帮助了其他国家进行社会主义革命，比如中国在抗美援朝中支持了朝鲜的社会主义革命。另一方面，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革命对一国革命与社会革命的联动进行了限制，以本国革命的自主性为优先，丰富和发展了“联动”学说。“把共产国际或某个社会主义大国的‘指示’当圣旨，就不可能形成符合本国实际的理论、路线、战略和策略，不可能引导革命到胜利，也必然会不同程度地损害本国人民的利益和本国民族的感情，从而削弱本国共产党的凝聚力。”^[11]427因此，中国共产党坚持一国革命与世界革命的联动的有限性，必须依据本国的国情和本国的独立自主为前提，然后才能进行有效的合作，否则一国革命与世界革命都难以取得胜利。

（二）  对政治跨越学说的继承和发展

马克思的“卡夫丁峡谷”理论认为要建立合理的政治制度：农民代表会议，才能保障农民自身的经济利益和政治利益，从而让俄国避免“重复西欧国家的资产阶级专政阶段，没有成为典型的、纯粹的资产阶级专政的国家”^[12]129。中国共产党在对资本主义的政治跨越中，继承了马克思的建立政治制度以保护革命阶级的经济利益和政治利益的学说，同时发展了马克思对落后国家建立社会主义政治制度的样态等具体层面的阐述。

第一，对国家体制学说的继承和发展。国家体制是政治上层建筑的核心部分，因此对国家体制学说的继承和发展是对政治学说继承与发展的最重要部分。一方面，中国共产党跨越“卡夫丁峡谷”所建立的国家体制是对马克思设想的农民民主专政制度的社会主义国家的继承。马克思认为“俄国革命经过长期而激烈的斗争，最终肯定要发生巴黎公社式的无产阶级革命，导致农村公社的高级形式——社会主义的建立”^[12]119。俄国从农村公社到农村会议或“俄国公社”的演进，是劳动者自己管理自己的政治制度。首先，这种国家体制是专政的，因为它的统治阶级是作为劳动者和生产资料占有者的农民，它排斥封建主和资本家的统治地位。其次，这种国家体制是民主的，因为它是“把一切力量集中起来”的结果，是农民集体做主的表现。最后，这种国家体制是社会主义性质的，因为它是建立在生产资料公有制基础之上的。同样地，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建立的国家的体制是“工人阶级领导的、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13]10。它是工农联盟的专政，是工农联盟内部的民主，有着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是对“卡夫丁峡谷”理论中的农民专政国体的继承。另一方面，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建立的国家体制的专政阶级的构成更为广泛，从而发展了农民民主专政的制度。首先，马克思认为以俄国为代表的东方社会的资本主义发展并不充分，工人阶级不能充当领导地位，因此在“卡夫丁峡谷”理论中工人阶级没有作为新的国家中的专政和领导阶级。但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建立的国家体制是在“工人阶级政治领导的前提下”^[14]165实现的，而且专政阶级也不仅仅是农民，而是工农联盟。工人阶级在专政阶级中的领导地位，是中国共产党依据中国的社会经济发展、阶级构成、革命过程、国家性质而展开的科学建构。其次，人民民主专政也包含各民主阶级和各民族人民。在新中国成立之初的新民主主义阶段，《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规定我国的体制为“工人阶级领导的、工农联盟为基础的、团结各民主阶级和各民族的人民民主专政制度”^[14]164，这个阶段中“各民主阶级”和“各民族的人民”都是人民民主专政的阶级组成成分，比“卡夫丁峡谷”理论中的专政阶级包含更广泛的内容。在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阶段，中国共产党始终坚持“国家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13]10，人民民主专政的构成包含除工农联盟这个基础之外的民主阶级与各民族人民，专政阶级的组成部分比马克思提出的农民专政阶级的构成更为广泛，发展了“卡夫丁峡谷”理论的专政阶级构成学说，实现了对资产阶级专政国体的跨越。

第二，对政治体制学说的继承和发展。其一，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对农村代表会议制度的民主集中原则的继承和发展。马克思“卡夫丁峡谷”理论中的农村会议制度是农民民主专政国体的政治体制表现。虽然农村代表会议是农民民主的表现，但是它实行的仍然是“代表”制度。代表制度表明政权有一定的权力集中性质，它不是农民直接参加政治决策，这被中国共产党所继承和发展。一方面，中国共产党领导新中国建立的根本政治体制是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它继承了这种农村会议制度的民主集中原则。“它是民主的，又是集中的，就是说，在民主基础上的集中，在集中指导下的民主。只有这个制度才能表现广泛的民主，使各级人民代表大会有更高的权利；又能集中处理国事，使各级政府能集中地处理被各级人民代表大会所委托的一切事务，并保障人民的一切必要的民主活动。”^[15]另一方面，人民代表大会的民主集中制发展了农民代表会议的民主集中制度。马克思在提到农村代表会议制度时，仅仅提到了它“代替乡这一政府机关”，没有展开论述国家范围内所有级别的代表会议是否都遵循民主集中制原则，乡与上一级机关的关系中是否遵循民主集中制原则。但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建立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构建了多层级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并规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其他国家机关，一律实行民主集中制”^[16]153，在地方政治机关和中央政治机关的关系中“遵循在中央的统一领导下，充分发挥地方的主动性和积极性的原则”^[16]153，从而为马克思阐述的民主集中制补充了多层级的视角。其二，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对政治体制的建构性与“卡夫丁峡谷”理论中“各公社自己选出的农民代表会议”的自发性有所区别，从而发展了落后国家政体构成方式的理论。首先，未解放地区不具备形成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条件，需要自上而下的政治建构与安排。1949年9月，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会议确定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作为中国的政体时，“尚有100多万国民党军队盘踞在华南、西南等地区及沿海岛屿负隅顽抗”^[17]23，这些地方尚处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只能在新中国成立后经过自上而下的建构而完成。其次，已解放但未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地区，劳动者没有占有生产资料，不具备“卡夫丁峡谷”理论中自发形成代表会议制度的成熟条件，需要通过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全国政治协商会议自上而下地规定政体形式并具体实施。因此，自上而下地对政体的建构与安排发展了马克思“卡夫丁峡谷”理论中政治体制的自发形成方式。这种政体规避了资产阶级的议会制度，从而在政体上跨越了资本主义阶段。

第三，对政治制度的阶级基础学说的发展。落后国家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时，马克思并不认为非共产主义政党与共产党之间有合作关系。因为农村代表会议维护的是“它们利益的经济机关和行政机关”，而它们自己的利益与其他封建阶级、资产阶级的利益是不同的，因而自发形成的农村代表会议不代表其他非社会主义阶级的利益，也不代表其他政党的利益。但是，中国共产党在新中国成立之初就坚持“各民主党派与中国共产党合作并联合执政，既保证中共对国家提供强有力的领导，又扩大了新政权的社会基础，增强了政府的合法性与权威性”^[17]150。让更多的民主党派在政治协商制度中参政议政，符合新中国成立初期各种生产关系和意识形态并存的社会状况，推进了国家的平稳过渡，为对资本主义的跨越提供了政治制度的基础。时至今日，中国共产党仍然“坚持和完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加强中国特色社会主政党制度建设”^[13]11，推进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这也符合当前中国多种生产关系并存的状况，符合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生产力状况和中华民族的利益。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改变了马克思对“卡夫丁峡谷”理论中关于非共产主义政党和非劳动者阶级不能参与政治的理论，从而丰富和发展了“卡夫丁峡谷”理论中的政治跨越学说。事实证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有利于争取更广大的人民群众的支持，有利于巩固社会主义政治制度，促进了对资本主义政治制度的跨越。

（三）  对经济跨越学说的继承和发展

马克思提倡的落后国家对资本主义阶段跨越的最突出的方面就是经济的跨越，因为生产关系的性质决定着一个社会阶段的性质，对资本主义的跨越必然要跨越其生产关系，在更先进的生产关系中奠基社会主义社会。中国共产党继承了马克思“卡夫丁峡谷”理论中对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跨越，也继承了对资本主义的先进生产力、生产制度的学习理论，同时发展了落后国家发展社会主义的经济体制学说，实现了对资本主义阶段的经济跨越。

第一，对建立生产资料公有制学说的继承和发展。一方面，对生产资料公有制的改造继承了“卡夫丁峡谷”理论中建立生产资料公有制的要求。马克思认为俄国对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跨越就是“使用机器而逐步以联合耕种代替小地块耕作”^[3]837，让原始公社的土地半公有制变为社会主义的土地公有制，让劳动者共同拥有土地、共同劳动。中国共产党领导新中国进行了社会主义改造，“确立了公有制经济的主体地位，确立起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使中国进入社会主义社会”^[17]103。社会主义改造让中国避免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中“生产者和生产资料彻底分离”^[3]820，继承了“卡夫丁峡谷”理论要求建立公有制生产关系以跨越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学说。另一方面，中国共产党发展了“卡夫丁峡谷”理论关于落后国家建立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理论。其一，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建立的公有制生产关系的范围更为广泛。俄国的社会主义生产关系改造的重点是农业的公有制关系，而中国共产党制定了“以社会主义工业化为‘主体’，以对个体农业、个体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改造为‘两翼’”^[17]103的改造，从而让农业、手工业和工商业都被纳入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改造当中。其二，对土地公有制形式的探索发展了“卡夫丁峡谷”理论的农业公有制学说。中国共产党宣布“1956年农业合作化基本完成”^[17]125，1958年开始了“人民公社的全民运动”^[17]279，改革开放后实行了“土地所有权与土地使用权的分离，赋予了农民生产的自主权以及剩余产品的支配权”^[18]119。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农村土地公有制改革在时代的变换中不断进化，且在保持土地公有制的基础上改变了马克思提出的“联合耕种”模式，丰富了跨越资本主义的农业模式的多重可能性。其三，中国共产党发展了“卡夫丁峡谷”理论中的公有制经济关系的变革方式。“卡夫丁峡谷”理论中农村土地公有制是在原有的农村公社的集体占有制基础上发展而来的，但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发展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的方式是通过改造私有制进行的。这种改造是对旧有的私有制的变革，通过“没收官僚资本”，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和平赎买’”^[17]103等以新换旧的方式进行，是彻底的变革。彻底变革的方式发展了马克思提出的对农村公社的集体占有制的“发扬光大”的方式，从而丰富了跨越资本主义时建立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方法。

第二，对学习资本主义先进生产力学说的继承和发展。马克思认为不学习先进生产力的社会主义难以维持，从而阐明了学习的必要性。“如果俄国是脱离世界而孤立存在的，如果它要靠自己的力量取得西欧经过长期的一系列进化（从原始公社的存在到它目前的状态）才取得的那些经济成就，那么，公社注定会随着俄国社会的逐步发展而灭亡”^[19]472。但马克思认为学习资本主义先进生产力是可能的。“农村公社恰好生存在现代的历史环境中，处在文化较高的时代，和资本主义生产所统治的世界市场联系在一起。俄国吸收西方生产方式的肯定成果，就有可能发展并改造它的农村公社的古代形式，而不必加以破坏”^[20]。一方面，中国共产党继承了“卡夫丁峡谷”理论中落后国家发展社会主义需要学习资本主义先进生产力的学说。中国共产党在新中国成立之初就认为“学习苏联的先进科学和技术，并不排斥可以吸收资本主义国家中技术上某些好的对我们有用的东西”^[21]。改革开放后，中国共产党认为“资本主义已经有几百年历史，各国人民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发展起来的科学技术，新积累的各种有益知识和经验，都是我们必须继承和学习的”^[22]，因此积极拥抱世界，学习和利用已有的资本主义的生产工具、科学知识和生产方法，从而让社会主义跨越资本主义有了生产力基础。另一方面，中国共产党发展了“卡夫丁峡谷”学习主义生产力的理论。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党和人民坚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并由此培养出自强自立的精神”^[7]181，在艰苦的条件下突破西方的科技封锁，研制成功原子弹、氢弹和人造地球卫星等重要科技成果，提升粮食产量，大大提高了生产力。随着中国的进一步发展，尤其是“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把科技创新摆在国家发展全局的核心位置，深入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以前所未有的力度强化国家战略科技力量，推动国家创新体系整体效能显著提升，引领我国科技创新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23]194。中国共产党从努力学习西方科技到努力推动国家科技创新、企业技术创新，再到参与和资本主义科技的竞争，实现了学习资本主义生产力到自身发展生产力的进步，也坚持了虚心学习和独立自主相结合的辩证法。因此，中国共产党发展了落后社会主义国家跨越资本主义时学习资本主义生产力的态度和方法。需要注意的是，中国共产党在学习先进生产力的同时，也在诸多先进技术方面超越了资本主义，同时克服了资本主义在发展生产力时对自然的破坏，走出了一条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中国式现代化道路。

第三，对学习资本主义经济制度学说的继承和发展。马克思认为落后国家在发展资本主义的时候，不仅要学习先进的生产技术，还有学习先进的经济制度：“他们怎么才能把西方需要几个世纪才建立起来的一整套交换机构（银行、股份公司等等）一下子就引进到自己这里来呢？”^[3]825对资本主义积累了几个世纪的经济制度的学习也是实现跨越资本主义的重要手段。一方面，中国共产党继承了学习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理论的理论。首先在经济体制方面，“中国共产党‘十四大’确定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12]176。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既要发挥市场作用，也要发挥政府作用”^[24]77。既要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24]75，也要“加强科学的宏观调控，有效的政府治理”^[24]77，让从资本主义国家学习的市场经济体制为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服务。另一方面，中国共产党对学习资本主义经济制度学说的发展。马克思在论述学习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时候，主要探讨的是学习资本主义经济体制中的“交换机构”和交换制度，并没有触及生产资料的非公有制改革，因为非公有制似乎是对社会主义制度的挑战。但是中国共产党“坚持和完善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24]78。学习资本主义的私有制经济和混合所有制经济，有力推动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发展，有利于快速发展生产力以超越资本主义发展阶段。中国共产党“在坚持社会主义方向的前提下大胆地利用资本主义”^[25]的非公有制经济制度，是对“卡夫丁峡谷理论”学习资本主义经济制度设想的发展。这使得中国共产党对资本主义制度的借鉴建立在社会主义的框架下，避免了贫富悬殊、经济危机等资本主义市场经济自身难以克服的问题。

（四）  对社会跨越理论的继承和发展

马克思“卡夫丁峡谷”理论所论述的社会主义对资本主义的社会跨越，主要表现在社会平等和个人发展上。中国共产党不仅在宏观层面注重推进社会平等，也注重在微观层面提升个体生活水平，继承和发展了“卡夫丁峡谷”理论中对资本主义的社会跨越学说。

第一，对社会主义平等思想的继承和发展。马克思认为俄国社会主义的建立有利于消除资本主义对原始公社“经济平等和社会平等”的破坏，从而实现社会内部社会的平等和公平。一方面，中国共产党继承了“卡夫丁峡谷”理论对资本主义社会的不平等的跨越思想。首先，对致力于社会经济平等思想的继承。对马克思来说，资本主义社会必然导致经济的不平等，因为资本家会不断剥削工人，导致“工人变成赤贫者，贫困比财富增长得还要快”^[26]。而且资本主义生产力的发展并不会消除这种状况，因为资本主义“不自觉地产生了不可控且不可持续的社会不平等”^[27]。马克思认为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28]373，建设社会主义的重要任务就是在实现经济平等，消除两极分化。中国共产党在此基础上主张以再分配机制“缩小收入差距、促进共同富裕”^[23]399。在中国共产党建党99周年之际，“全面完成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各项任务”^[29]147，一定程度上达成了共同富裕，为经济平等的实现迈出重要一步。其次，推进民族平等，教育平等等多方面的平等。在民族问题上，中国共产党致力于推动“平等、团结、互助、和谐”^[18]479，构建和睦的民族关系。在教育问题上，中国共产党“坚持教育公益性原则，深化教育改革，促进教育公平”^[23]49。同时，法律平等、性别平等、劳动者地位平等问题被纳入社会平等建设的范畴。最后，中国共产党将“平等”作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组成部分，以社会主义价值观和文化的引领促进社会公平。这些举措继承了“卡夫丁峡谷”理论中社会主义社会的平等原则，也是跨越资本主义的重要特征。

另一方面，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以更科学的方式实现社会平等，并且不断提升社会治理能力，发展了马克思的社会跨越的理论。首先，深化对发展生产力与社会平等关系的认识。“一部分地区有条件先发展起来，一部分地区发展慢点，先发展起来的地区带动后发展的地区，最终达到共同富裕”^[9]582。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生产力水平有限，所以通过“先富带后富”的方式发展生产力，实现共同富裕。因此“共同富裕必须是在保障生产力不断发展的前提下逐步实现，而不能用社会主义发展过程中某一阶段是否公平合理来限制生产力的发展”^[9]582。所以，中国共产党认为社会主义平等和共同富裕的实现是在发展生产力的过程中实现的，将“卡夫丁峡谷”理论关于社会主义的平等学说阐发得更为准确和细致。其次，深化了对效率与公平关系的认知。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中国共产党探索了“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23]48的分配制度，以效率分配的核心指标，以此激发市场活力和劳动者的积极性。尽管二次分配和三次分配在促进社会公平中占有重要地位，但是效率原则是发展生产力的前置原则。马克思并没有展开论述俄国社会主义中效率与公平的关系。所以，中国共产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采取的效率优先、兼顾公平原则发展了“卡夫丁峡谷”理论对社会主义分配公平理论的学说。最后，中国共产党不断增强社会治理能力，在社会治理能力上超越资本主义，发展了马克思的学说。社会治理能力对资本主义的超越，突出的表现为应对突发公共事件的能力上。“党的十六大以来，中国先后发生了非典型肺炎、低温冰雪冻灾、汶川地震、甲型H1N1病毒等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面临严峻考验，执政党高度重视，妥善处置，在应对过程中初步建立突发公共事件管理机制”^[19]434。在新冠病毒防控中，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众志成城，展现了中国的制度优势和社会治理优势。因此，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公平的提升和社会治理能力提高说明了社会主义对资本主义的社会跨越，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卡夫丁峡谷”理论对资本主义的社会跨越的学说。

第二，对人的生存状态思想的继承和发展。“卡夫丁峡谷”理论中关于人的生存状态的论述，主要指的是人的自由状况和生活水平。马克思认为俄国社会主义最终要保障“农村公社的自由发展”。这个自由发展既是农村公社的整体的自由，也是农村公社个体成员的自由，因为生产者在占有生产资料后才能获得自由。这一自由表现为肯定和否定两个方面。肯定的方面指的是社会主义成员可以决定自己的生产与生活，自由发展个性。否定的方面指的是“从资本主义制度奴役下”^[3]832解脱出来，让人们不再被资本主义和封建主义剥削。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中国关注个体自由，提升人民生活水平，促进人民发展，继承和发展了“卡夫丁峡谷”理论对落后社会主义国家跨越资本主义个人生存状的论述。首先，中国共产党关注个体自由，从肯定和否定两个方面继承了这一学说。从否定的方面来说，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推翻了“三座大山”，让人们摆脱了压迫，获得了政治上和人身上的自由。从肯定的方面讲，中国共产党将“自由”纳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领域，从法律、信仰、文化等多个层面构建了个体自由。更为重要的是，中国共产党通过不断发展生产力，让人民的自由有了真正的物质保障和外部条件，超越了资本主义“所指望的‘免受他人强制’和‘以自己的方式追求自己的善’”^[29]的幻想，从而在个体生存的自由层面继承了马克思，超越了资本主义中个人的虚伪自由。其次，中国共产党致力于“满足人民多方面的日益增长的需要，更好促进人的全面发展”^[30]133，丰富了马克思对落后社会主义国家提升人的生活水平的论述。其一，提升生活水平，首要在保障基本生活水平。中国共产党坚持“集中力量做好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民生建设”^[30]362，并且在中国共产党成立百年之际解决了“中华民族千百年来存在的绝对贫困问题”^[30]158，为人民群众生存状况的提升和个人的发展提供最基本保障。其二，中国共产党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把“人民拥护不拥护、赞成不赞成、高兴不高兴、答应不答应作为衡量一切工作得失的根本标准”^[30]142，为社会主义中个人的发展提供了良好的外部条件和体制机制。人民不仅能在物质生活上提升自己，还在精神上不断提升：“创造精神正在前所未有地迸发出来”^[30]140。从而超越了资本主义中个人的“一切肉体的和精神的感觉都被这一切感觉的单纯异化即拥有的感觉所代替”^[31]的窘境，使人重新在占有自己的基础上提升自己。中国共产党从中国的实际状况出发提出了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提升人民生活水平，增进人民幸福感、获得感、创造精神的方法，实现了对资本主义对人的“异化”和漠视的跨越，从而发展了马克思在“卡夫丁峡谷”理论中对社会主义中人的生存状况如何超越资本主义的学说。

三、  中国共产党继承和发展“卡夫丁峡谷”理论的意义

（一）  唯物史观意义

中国共产党的百年征程对“卡夫丁峡谷”理论的继承和发展，从两个方面证明了唯物史观的科学性。第一，中国共产党继承和发展“卡夫丁峡谷”理论，并将其转化为现实，证明了“卡夫丁峡谷”理论的科学性。恩格斯在1882年给考茨基的信中提到东方落后国家“要经过哪些社会和政治发展阶段才能同样达到社会主义的组织，我认为我们今天只能做一些相当空泛的假设”^[32]。因此，“卡夫丁峡谷理论”虽然对以俄国为代表的落后国家发展社会主义，跨越资本主义的阶段提供了理论指导，但是它毕竟只是从社会历史发展规律的角度进行了大体描绘，它的科学性还有待证明。对“卡夫丁峡谷”的现实跨越需要苏联、东欧、亚洲的社会主义国家依据自身国情，脚踏实地去完成。中国共产党从革命、政治、经济和社会层面领导中国不经历资本主义发展阶段，借用资本主义积累的先进生产力，建立更适合生产力发展的社会主义制度，提升社会治理能力，为人的解放提供真正可能，从而从将“卡夫丁峡谷”理论从设想变为了现实。这证明了“卡夫丁峡谷”理论的科学性，证明了唯物史观关于东方落后社会跨越资本主义、发展社会主义的理论的正确性。第二，中国共产党对“卡夫丁峡谷”理论的继承和发展，从两个层面证明了唯物史观关于社会历史发展是普遍性与特殊性的辩证统一理论的科学性。一方面，“卡夫丁峡谷”理论本身展现了“社会发展的普遍规律和具体道路是辩证统一的”^[6]54。它是特殊的，因为它不是按照马克思阐述的从低到高的社会阶段依次发展的，展现了从前资本主义社会到后资本主义社会的跨越。它是普遍的，因为它符合生产力的渐进发展理论，同时对多个落后国家具有普遍性的指导作用。另一方面，中国共产党在革命、政治、经济和社会层面对“卡夫丁峡谷”理论这一具有普遍意义的理论进行了符合中国国情发展和实践，从而实现了对资本主义的“普遍”跨越与特殊跨越道路的统一。因此，“卡夫丁峡谷”理论从设想到现实的转变也是对社会历史发展的辩证特性理论的科学性的证明。

（二）  中国历史意义

中国共产党对“卡夫丁峡谷”理论继承和发展的过程，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的过程，也是探索出了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过程。第一，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推翻“三座大山”的过程，既是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的过程，也“彻底改变了近代以后100多年中国积贫积弱、受人欺凌的悲惨命运，中华民族走上了实现伟大复兴的壮阔道路”^[30]78。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建立人民民主专政的政权和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既避免了资本主义政治道路，也是“有效维护国家独立自主，有力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维护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福祉”^[24]288的有力手段，为中国民族伟大复兴“奠定了根本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础”^[30]11。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独立自主、兼收并蓄，发展生产力的过程，“实现了中华民族由近代不断衰落到根本扭转命运、持续走向繁荣富强的伟大飞跃”^[30]12。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加强社会建设，超越了资本主义社会治理能力，实现了人民的共同富裕和人的解放、发展。中国共产党对“卡夫丁峡谷”理论的继承和超越，“激励全体中华儿女不断奋进，凝聚起同心共筑中国梦的磅礴力量”^[30]14，助推了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第二，“在新中国成立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长期探索和实践基础上，经过十八大以来在理论和实践上的创新突破，我们党成功推进和拓展了中国式现代化”^[33]22。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对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的跨越，是超大规模的全体人民实现共同富裕的过程，也是促进物质丰富人民的精神协同发展的过程。这一历程规避了资本主义对环境的破坏，实现了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这个过程“没有走一些国家通过战争、殖民、掠夺等方式实现现代化的老路”^[33]23，而是一条和平发展的道路。因此，中国共产党对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的跨越之路，彰显了中国式现代化的鲜明特征，探索出了中国式现代化的道路。

（三）  世界历史意义

中国共产党百年征程对“卡夫丁峡谷”理论的继承和发展，对世界历史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第一，为世界社会主义运动提供方向和指引。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的过程，也是中国建立社会主义制度，参与社会主义运动，领导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过程。中国共产党“通过暴力革命掌握国家政权，进而推动经济变革”^[2]的方式为落后国家推翻旧政权，建立社会主义国家、制度提供了指引。中国共产党坚持自身的领导，坚持人民民主专政和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巩固了社会主义政权和抵御了资本主义的“和平演变”，为社会主义国家提供了模板。中国共产党实行改革开放的国策，大胆利用资本主义的生产力和经济制度，为社会主义国家解决发展问题给予了范本。中国共产党不断提升社会治理能力，为展现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和实现人的解放提供了借鉴。当“苏联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演变，使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处于低潮，给世界社会主义造成极为严重的破坏”^[11]555时，中国共产党坚定社会主义发展道路，巩固社会主义运动的已有成果，为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发展树立了标杆。尽管资本主义还未灭亡，但是中国避免中国的资本主义发展道路的初衷始终未变，也将在这条道路上继续引领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发展。第二，中国共产党继承和发展“卡夫丁峡谷”理论的伟大实践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为其他国家规避资本主义的风险具有重要的借鉴作用，为“所有经济相对落后的发展中国家都会产生出积极的示范作用和影响”^[6]146，从而具有伟大的世界历史意义。政治方面，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和政治协商会议制度，破除了“资本主义国家的‘三权分立’制度完全是维护资产阶级统治利益”^[16]202的弊端，为其他国家的政治建设供了政治上的中国榜样。经济方面，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规避“周期性的重复中越来越危及整个资产阶级社会生存的商业危机”^[26]406，为其他国家的经济发展提供了经济上的中国经验。社会方面，中国共产党坚持以人民为中心，“让人民群众有更多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30]342，防范了资本逻辑忽视人民生存的风险，为其他国家的社会治理提供了中国榜样。中国共产党跨越“卡夫丁峡谷”的实践规避了资本主义的风险，提升了中国的制度优势，从而为世界历史的发展提供了中国的方案，为世界历史的发展指明了方向。